营山进士文化源起和发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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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颖辉
三、营山进士文化的养成
营山这个川东北比较偏僻的小县，为什么能在科举时代代有才人，特别是在清代“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于蜀都”，列全川一百多个县的第五位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官府重教兴学
1.县官明智，重视教育。
营山在清代有县官110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重教兴学，为发展营山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县志上记下了他们的政绩。
光绪年间，营山知县周震（浙江人）认为，“人才之盛衰视其他学校之兴废；学校兴废视其地宰执（掌权者）之贤否”。贤能的县官，大都重视教育。
康熙年间，营山知县张玉璘（福建人）主张“以学为政，因地育人”，上任第二天就到学宫拜孔子。他见学宫在战争之后破败不堪，心中十分难过。尽管当时百废待举，各项事务只能依次举办，但他认为修补学宫却“不可稍缓”，便带头捐资，鼓舞绅士兴学。
道光六年，营山知县夏文臻（江西人）一上任便“首以人才为念”，看到来县参加岁考的生童达一千六七百人，自带桌凳，拥挤公门，一遇大雨，苦不可状，深以为憾，便请全县士绅商议，决定按粮捐输，修考棚十六间，可座二千余人。
光绪年间，营山知县傅亦舟（湖南人）为鼓励诸生勤学，决定增加书院师课奖赏，还捐俸百余两，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年终还发米，使“孤贫者得以卒岁”。
这些县官，不仅倡修学宫、书院、考棚，为诸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他们还在每月初一、十五去书院、学宫检查诸生课业，为学子修改文章，教育他们立志勤学。知县王廷稷（福建人）在书院竣工时对诸生说：“兴办学校是官府的事，但力学上进则是你们的责任。他要求诸生刻苦自励，不要‘羊质而虎皮’，欺世盗名，只求利禄。”知县张玉璘教育学生加强自我修养，要“观善则摩，闻恶则改”。知县详庆（满洲人）主张士子读书“务明理达用”，要“通古今之治道，求经济之实用”。
2.修建文庙和学宫。
孔子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称孔庙、文庙、夫子庙。春秋的鲁哀公初立孔庙于曲阜，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孔子被追谥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被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唐贞观诏令各州县皆立孔子庙，孔庙乃遍及全国。明永乐以来又称文庙（因孔子在唐时被封为文宣王）。庙中正殿为孔子像，左右列四配（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十哲（后为十二哲）先贤像。岁时祭祀，典礼隆重。自古地方官长上任，必先谒孔庙，然后理政。
清代营山文庙图
营山的孔庙始建于何时，无从查考。从公元1331年元至顺后的600多年间，始建于县西“灵气毕萃”的太白山（老供水公司）、后迁建于今武装部的孔庙（又称儒学、学宫、圣庙、文庙）先后经过12次重建、续建、改建、扩建，三次南向又三改东向。清知县毛鸣岐在《重建学宫碑记》中说，“南向者主定位定分，尊爵祟秩之义；东向者主山川环拱，人文蔚起之义”。
祭孔大典
元代至顺元年（1331年），贾谦任营山知县，上任后首谒孔庙。他认为“弦歌之治，庙学是崇，今孔庙宫廷不合规式，何以上祀先圣，下鼓学者”，于是计议重建，当年11月开工，次年7月完工。
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县令朱经鉴于文庙年久失修，房屋破烂简陋，乃复建于县西太白山。明宣德八年（1439年），知县王庸继续增修，但仍未尽其美。至景泰七年（1456年），监察御史黄让因言事被贬营山任典史。他同教谕文质共同倡议完善其事。县内士大夫乐赞其成，工匠们亦愿趋其事。一年内庙庑堂斋落成，规模壮观。明弘治年间知县任重再次拓展其规模。明正德五年（1510年）县城遭战火，文庙被毁。正德九年（1514年）知县严杰重修营山县治，文庙亦随之修复。隆庆二年（1568年），庙基右畔倾圮，弟子居中，恐惧不安。邑内父老王宥等20余人捐银三百余两重建。万历四十三年（1619年）知县马中豸以南向不利科目，在修葺中劝士绅仍东向。
清康熙七年（1669年），知县毛鸣岐因营山兵燹之后，城垣败坏，惟文庙尚存残部，每逢初一、十五去学宫看望诸生，行走在破瓦败砾之中，甚为不安。第二年，他带头捐俸银鼓舞绅民义士踊跃捐输，当年9月动工，次年2月落成。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福建漳州监生张玉璘任营山知县，到任第二天即赴孔庙拜谒先师，目睹短垣崩颓，牛马失禁，深感内疚。尽管当时百废待举，但他认为学宫乃“妥先师之灵”的地方，却不可稍缓，便捐俸输资以倡，诸绅士亦鼓舞兴作，全力修葺，学宫得以宽敞壮丽，焕然改观。
嘉庆七年（1803年），白莲教袭营山之后，庙庑墙垣敝圮。知县戴三锡倡议重修圣庙，师生父老莫不鼓舞奋气，捐金备材增高大成殿，修两庑、神厨、戟门、櫺星门、前泮宫坊，殿后建明伦堂、启圣祠，立卧碑。自七年始，九年冬竣工，倾者起，颓者完，隘者辟，遗者举，巍然焕然，面貌改观。
时至80余年后的光绪十年（1885年），圣庙日趋倾圮，知县周震和热心公益的典史王珍乃“谋与营人，迁而大之”，奔赴呼号，筹措资金，历经两年竣工，门墙宫阙，富美壮丽。
万历戊午（1618年），知县马中豸以南向不利科目，劝士修仍东向，国朝因之。事有凑巧，自马中豸改学宫为东向后，主要因严师训教和学子刻苦自励，加上客观条件的促进，营山人文蔚起，科第蝉联不断。在明末的26年中，考中3名进士。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任皇帝的151年中，营山考中举人102人、进士17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时任县令张玉璘有“营邑山川绣错，人文蔚起，国朝科第蝉联不歇”的感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时任县令王绂疆也有“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于蜀都”的赞叹。学宫的东方朝向也广为认可而成定例，再无更易。
学宫，即现在所讲的学校。营山从元代开始，设置于孔庙之内，又称庙学，是府、州、县地方官办学校所在地。营山学宫，见载于文字的，始于元代。元至顺元年（1330年），陕西汉中人贾谦来营山作县令，一到任便拜谒泮宫，见殿庭浅隘，即与同僚商议，在县西太白山修建大成殿。时任中书省理问的文如玉在《创建大成殿记》中说：“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称贾谦“以庙学为第一事，是知所先务也”。
营山学宫为木构架建筑，耐用性较弱，历时长久，或风雨剥蚀，或兵燹损毁，需不断修缮。从元代到清末的579年间，来营山做官的名宦志士，重视教育，视学宫为储才之地，重修学宫而见载于碑记的县令有24人，教谕1人，典史1人。正是他们“继往圣，开来学”“使邑人争遣子弟从事乎学”，重教与兴学相得益彰，科第与仕进相沿成习。
3.培植文风文运。
明嘉靖二十年（1514年）任营山知县的杨文焕，为培补县学文风，给银十二两，买下位于南方（丁方）的原属居民罗守祥、张贵的一块地，作为县学文星，并将此命名为印台山（今营山县气象局所在地），以鼓励学生学成之后为官掌印，借以寄托人们的理想追求。明时绅士合力，在学宫正向的东南（巽方）方位垒成一山，是为文笔山（今城守三小附近），自此科名大有起色。
清道光四年（1824年），进士杨上容署营山县令，主持在城东郊梅家梁上建31·2米高的六棱锥形回龙塔一座，俗称为白塔。白塔门联为“砥柱回澜波澄朗水，奇峰拔地秀启绥山”，三、六、九层分别题有“威镇江河”“光耀紫极”“文运出震”横额。杨上容希望波澄朗水、秀启绥山的白塔峰，下震江河，上耀天空，从东方（震为八卦的东方卦）开启科举应试的好运气，将蝉联的科第之风不断延续。白塔建成后的70多年间，营山又考中6名进士，将清代的营山进士总数增至26名。
4.倡修书院。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长，设置于孔庙中的学宫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作为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场所的书院也就应运而生。营山的旧日书院，明朝以来有西林书院、翠屏书院、近仙、怀德书院、朗池书院、云龙书院、云凤书院等。
隆庆六年（1572年），福建晋江举人王廷稷任营山知县，得悉营山科名不盛的原因之一是无书院以训教士子。此时，正碰上县城外西街西林寺的和尚犯淫戒，亵渎神明，有伤风化。王廷稷经请示上级同意，决定毁掉佛像，将西林寺改建成西林书院。历时三载，建成房五栋，屋五十五间。书院功能齐备，士子群居其中，勤学不倦。清朝前期有南门外的翠屏书院、怀德溪旁的近仙书院，然“代远年湮，残碑断碣没于荒烟蔓草间，不可复识”“雍正七年（1729年），邑令李文烜接太白山建奎楼，为朗池书院，草创未备”“嘉庆三年（1798年）兵燹后，仅以察院行台代书院，屋宇湫隘，膏火无多”（夏文臻《建修书院碑记》）。道光六年（1826年），夏文臻署营山县令，首以人才为念，询知邑无书院，兼乏考棚，深以为憾，遂生建院之心。恰逢时和年丰，农夫相与庆于野，士人相与贺于庭，自愿以其余力修建书院。夏文臻应民所请，在城外东北隅选址，利用修建白塔搭脚手架的木料，修建书院一座。因书院脉发云凤山，后枕芙蓉峰，前临营山河，远眺萦洄溪，藏修诸生好似云中飞凤，习诵和声犹鸣国家之盛，故命名“云凤书院”。书院建成后，历请名师，专心训迪，讲课之功无间寒暑，诵读之声常彻通宵，人才多出其中。兄弟翰林于式枚、于式棱和清末进士蔡镇藩等早年曾就读于此。
光绪三十年（1905年）废科举，行新学，改云凤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
5.置考棚。
营山旧无考棚，岁试都在县署进行，桌凳无法满足，只好考生自备。夏文臻到任的那年岁试（1826年），参加考试的童生有一千五六百人，均自备桌凳而来，因县署内无法容纳，连大门外都搭满了桌凳。所以夏文臻在《建修考棚碑记》中说：“拥塞公门，一遇霖雨，苦不可状”“欲求于风檐寸晷中缔结佳文，戛戛乎其难焉”，深感在这种简陋寒冷的环境中无法写出好的文章。于是与士绅商议，按粮捐资，在县署西边购买土地，修建北向考棚16间（今会展中心左侧），可容纳2000多人参加考试。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时任知县觉罗祥庆认为考棚文风攸系，不宜所向倒置，当易而新之”（觉罗祥庆《改建考棚碑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对考棚进行了扩建，改大门为南向，置广厦旁厢于棚内，将凝寒石磴更换为木凳。此后县考，“扃试棚内，鱼鱼雅雅，列坐无虞”。
（二）社会捐资助学
清嘉庆年间，文庙被毁，知县戴三锡（今北京人）约请师生父老，商议重修，大家“莫不鼓舞奋气”，踊跃捐资备料，人为这是“义所不容推诿之事”。戴三锡深感营山人士热心公益事业，一人倡导，数十百人响应，好义者如此之多，即使有困难，也是能克服的。傅亦舟主持修补学宫时，也是“广募劝，得数千金（银两）”。特别是修建书院、考棚“全系民捐民办，既不待官督率，亦不由吏经营”“贤者董其事，富者助以资”。修建后的节余还拿去添置学田，以收入补助学生。道光二十八年知县李玉台看到山区学校很少，便捐资为倡，各保甲也欣然捐助，添义学五所。
（三）严师引领训教
师高弟子强，严师出高徒。营山的一批文人学士，辞官归里，教授生徒，对培植人才起了很大作用。
进士王凤鸣，任河北高邑、陕西定远知县，辞官归家后，潜心教授生徒，造就了大批人才。
进士陈怀玉，先任夔州知府教授，后补保宁府学教授，未上任，告休回家，培植人才，对门生尽心启迪，门人因登第入仕途者达二百余人。
翰林白濬铣，辞官归家奉养父母，并“与邑弟子讲学不倦”。
翰林院编修候度，晚年卸任后担任成都锦江书院山长，著《锦江书院学规》。
于德培担任锦江书院山长时，题写“功名富贵，道德文章”楹联，即“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不涉鄙陋斯为文，不入暧昧斯为章，溯乎始之谓道，信乎己之谓德”，提出了敢于担当的价值追求和胸怀国家、投身时代的精神要求。
营山县进士张乾元、罗愔、于德培、于式玫、于式棱，先后就读于锦江书院。
雍正11年（1733年），锦江书院被列为全国最著名的22个省级书院之一
（四）文风家学传承
营山历来重教兴学，读书之风盛行。在以“耕读为本”的农耕社会，普通百姓都懂得“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的道理，常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话教训子孙。传统的浓厚文风和重教重学思想深入人心，世代绵延。
1.书香文化的社会基础。
营山的“书香文化”有其深厚的文脉根基和自身发展过程。今营山县城所在地一带，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置朗池县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以司马相如命名的相如县的一部分。司马相如生于蓬安，是西汉时期深受汉武帝赏识的辞赋家，历史上称为“赋圣”。他写的辞赋，不仅对汉代辞赋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作为生长在相如县的人民自然会受其人文精神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清同治九年版《营山县志》“人物志”的引言中说：“营自司马相如树贤达之先声，而后之激昂青云砥行之名者，遂接踵而起”。由此可见，司马相如的文脉对营山文化影响的深远。
西晋时期，勇猛而有军事才干、十六国之一的成国政权的创始者李特，据传“微时读书太蓬山”。成国政权建立后，其子李雄称帝，追封其父李特为景皇帝。故营山人把李特幼时在太蓬山读书的地方称为“天子读书台（堂）”。清人侯学修有诗云：“一石穿幽径，传闻李特台，读书来此地，寄迹竟难猜”。李特读书太蓬山虽属“传闻”，正史上没有记载，但与李特读书相关的许多传说、故事，却深深地扎根在营山人民心中。
唐朝中期四代忠良、太子太师、刑部尚书、中国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因反对宦官李辅国专权被贬为蓬州长史（蓬州州治原在营山安固，后迁蓬安蓬池坝，营山为其属地），任职四年。任期内，他“仁以抚民，宽以御众，恤其灾患，救其饥寒”，人多仰之。去职后，为纪念他，县人在正西街建颜鲁公祠，时岁祭祀。元大宁州判官袁岱在《重建颜鲁公祠》的碑记中说：“太师之灵实安于营山也”。颜真卿在其人品、文品、书品中蕴涵的灵气，如时雨润物，深潜于人们灵魂深处，成为一种无形的感召力。
颜真卿画像
明朝初期，营山科甲比较顺利，先后有李英、唐臣中进士，南温等十人考中举人。为彰显他们的成就，朝廷还恩准在县城西街、东街和中街建立了十座牌坊。明隆庆六年（1572年），福建晋江举人王廷稷任营山县令，他在新培修的孔庙门前建文林坊，又在书院内立《科贡题名记》石碑，凡本县的进士、举人、贡生皆刻名碑上，以垂永久。这些深层次人文精神的引领和感召，激励世世代代的营山人勤学上进，用奋斗和知识来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2.重学勤学的家风传承。
营山宋代进士中，何造（适）流寓营山，与其孙何修辅、何格非先后登第，家有“三桂堂”；任锦章、任云章、任汉章、任有章、任天章家族世代皆有士子出。鲜于造、鲜于倬分别为鲜于逢、鲜于辉之弟。
清代的26位进士，从姓氏上看，姓侯5人，姓于4人，姓陈3人，姓马、王、张、龚各2人，姓黄、易、李、白、罗各1人。他们大都出身于营山龚、侯、罗、马、李、于、陈、张八大望族，受到书香世家的影响。父教子、兄教弟，相互激励。进士陈怀玉的祖父是拔贡、父亲是举人，都任过知县，他的儿子陈跻敬也中进士；侯于蓟、侯承浩、侯恩济是前后50年一门三进士；李桓的父亲李以宁、祖父李沂都是举人，也是诗人；于之辐的老祖宗于绍是明朝营山第一任知县，传至他是十一代，以后的进士于德培是于之辐的五世孙，于式枚、于式棱弟兄是他的八世孙，今天于式枚故居所在的天井村、芳嘉坝被称为“翰林院子”，而营山中学所在地叫“三于坝”，既可能是指于家出了于德培、于式枚、于式棱三个翰林，也可能指举人于煐的3个儿子于图培、于元培、于鼎培都应例、中举；云南道监察御史张乾元，辞官回乡，训教弟兄子侄，后来其弟张师元中进士，弟张中元、侄张斐然中举人。
据《营山县志·列女·贤淑》载：于王氏，三台人，年十八适邑廪生于国机。机早卒，氏素通诗书，甘贫守志。上事孀姑，备极孝养。训课六子，而应选拔，再举乡荐为县令，除皆游泮食饩，识者以为贤母之报。贼匪之乱，氏年八十有三，令子孙入城协同督战三日夜，官民多倚重之。以病卒，都宪（都察院、都御史）孟邵为之传。
县志又载授经堂的故事，位于治西太白山后阳万坝，孝廉于浩建，名宁静斋。其子廪生国机，读书其中。机卒，妻王氏通诗书，能文章，亲训六孤于此。邑令金璠，时周济之，题曰：“陶仉（陶侃、孟子之母）仪型。”后县令王绂疆题曰:“授经堂”并为叙以示于氏子孙。
（五）学生勤奋力学
前述几点都是营山士子成才的客观条件，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学生本人的努力，不论贫富都是如此。贵族子弟中，如因其富而养尊处优，不严加管教，也会成为浪荡公子。贫寒子弟不甘贫穷，经刻苦努力，也会大有成就。进士陈会“时家贫力学，带经而耕”，一边务农，一边读书，因苦读而成翰林。龚士模、龚士楷两弟兄幼年丧父，家贫而力学不倦，后来都中进士。侯于蓟读书时，“端谨沉静，不苟言笑”。马铭于清乾隆己酉科（1789年）中举、参加庚戌恩科（1790年）考试时已逾八十，乾隆皇帝为了嘉奖他毕生勤学苦读，特别恩赐翰林院检讨。可以说，他们没有一个不是经过自己刻苦努力而成就学业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天资聪颖”，也还是离不开主观努力。
四、营山进士文化的发展和时代影响
营山人民历来重农重学、耕读传家，具有崇德尚文、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营山进士是科举时代优秀人物的代表，进士文化是营山悠久厚重人文历史的标志，是展示营山历史文化成就和现实文旅资源的名片。对营山进士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利用，对于全面认识了解营山，增强家乡文化认同感、历史荣誉感和现实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营山虽然不是川内进士最多的县，但却是全省最早提出“进士文化”概念和构想的县，具有相当的领先性和影响力。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简单地将进士文化研究工作归于历史文化研究，忽略其在人文传承、价值追求、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内在动力作用和现实价值。
2016年以来，营山县坚持“产业融合、生态宜居、文化铸魂，建设有影响力的山水田园城市”的发展战略，为营山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挖掘营山进士文化资源，充分发挥营山名人的文化和社会效应，在努力建设川东北区域中心城市中凝聚人心、增添内生动力。致力打造“农耕文化”“进士文化”“红色文化”“康养文化”四大文化品牌。在进士文化建设工作中，通过深入挖掘进士文化资源，开发云凤书院、白塔公园、于式枚故居等进士文化遗迹，建成进士文化主题景区3个。正在建设和申报4A级旅游景区的营山进士文化旅游景区位于营山县城东部，总占地3000余亩，包括白塔公园、云凤书院、于世枚故居、新时代广场、奥体中心、滨河公园六部分，目前已完成申报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营山进士文化景区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营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通过旅游加深对营山优秀的进士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营山进士文化的学术研究、文旅开发以及相关产业的融合，也会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会以新的面貌获得再现和重生，与营山经济社会发展相伴共生，和谐发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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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颖辉（营山县档案馆）
供稿：营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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